又到一年一度的六四,香港應該是全世界對六四深感受的地方之一, 平心而論,六四事件在世界地圖上實在說不上是一件最大的事. 盡管事件發生之後，國際社會大幅譴責中國政府對示威公民使用武力鎮壓，許多西方政府對華實施經濟制裁及禁運武器, 但如今已經變成如何跟中國做生意。 911, 以巴衝突, 歐洲經濟, 世界杯, 甚至近來大阪市長橋下徹對日本二戰慰安婦的言論,都可以更加吸引有國際視野的人的眼球. 但唯獨就是香港每年這個時候, 所有報紙的頭版都是有關六四, 因為香港人對六四事件, 無論情感上及利益上, 都是有其情意結.
當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只有9歲, 記憶中電視上的影像都是很模糊(實際上也很模糊), 但是旁邊的大人, 氣氛基本上是一致的, 哭的哭, 激動的激動, 傳媒更加是一面倒, 有的說天安門上死傷數千, 有人看到解放軍喝醉酒後向民眾亂槍掃射, 而坦克更加開進廣場胡亂壓偏手無寸鐵的學生.
直到我18歲去英國留學時, 每年香港這些論調也沒變過, 到24年後的今天大致上也一樣. 對六四的看法分為兩個勢力, 中共跟學生, 香港則是民主派跟建制派, 民主派每年都希望「搞大佢」, 而建制派則每年「潛水」, 如果簡單地看, 我會說站在民主派一邊的都是傾向追求自由與理想, 站在建制派一邊的都是傾向追求利益與現實, 但在討論兩邊論調前, 我想先說說六四為甚麼帶給香港這樣大的衝擊.
香港的主流都將六四定位為「八九民運」, 一班「追求自由民主的學生, 被獨裁者進行武力鎮壓」, 而真正對香港人真正的影響, 除了對學生的同情, 是看到中共可以如此對待人民, 這種恐懼令到當時很多香港人, 一想到將來回歸後中央權下的自身安全, 就決定在97前就一定要移民外國, 特別是歐美, 大量的香港人最後就在北美如美國, 加拿大落地生根.
在這兩個「相對」的勢力之間, 是我們一班市民, 市民是容易激動及受感染的, 所以當年的遊行超過100萬名香港市民, 如果以當時650萬的人口計算, 每6個市民就有1個到街上支持學生, 可是市民也是善忘的, 盡管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一直有熱心市民參加, 但如今香港人對平反六四之外, 更多是自身的訴求, 如「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」, 「香港普選」, 今年更加有「本土派」不滿愛國主題是出賣港人利益, 而杯葛支聯會, 選擇另起爐灶. 而這種現象在政治圈內更加明顯, 1997年，已故司徒華議員動議「平反六四」, 議員29票贊成、1票反對、4票棄權, 議案獲過半數通過。到今天, 已經變成多數是反對跟棄權.
這種現象關於人性, 以激動而開始的活動, 通常很快消失, 就像以因激情開始的愛情, 必定冷卻得很快. 香港人當年同情學生, 現在香港社會更重視的都是如何買車上樓, 真正在乎民主進程的只有極少數, 而且香港是否需要民主, 也未有共識, 社會上的所謂「民意」和聲音, 都是從幾個單向的源頭發出. 不是說沒有市民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, 六四要平反, 但樓也是要買. 我可以想像當香港經濟更向上, 市民的生活更舒適, 有更大的自主權時, 平反六四就只會更進一步, 成為政治人士為自己增加本錢的工具.
而更進一步討論「平反六四」, 實在不是一個具體訴求, 我很夢幻地想, 假設今天中央領導非常開明: 「好, 我們當年是做錯了, 你們認為我應該如何?」 我想香港人不會這樣天真到認為, 香港的政治家只是想中央認個錯就算了. 政治家的野心是一步步的, 如果中央在官方公開認了錯, 他們進一步就要求中央要被打倒, 沒有當權者會容許這樣的事情. 就是最後中央願意平反, 中國也不會跟隨香港的政治要求去平反, 因為最後, 盡管香港人很不願意, 香港的主權還是在中央手上, 而不是在香港人手上. 中央未準備好, 香港更加未準備好, 所以「平反六四」不可能在短期內就會發生的.
今年4月我重遊舊金山, 我的朋友駕車經過一間很平凡的旅館, 他隨手一指, 說當年民運後, 一班流亡美國的核心民運學生, 就是在這裡聚集的, 然後他輕輕加一句: 現在都散晒, 不知他們到哪裡了. 我靜下一想, 也許在某個層次香港人對六四的執著, 比當時參與的民運人士是很不同. 當年在場的學生, 六四的自身的經歷, 而香港人只是很投入的旁觀者.
我絕對不會說當年共產黨鎮壓學生是對, 但我也不認為當年的學生是必然正確, 他們就是正義的代表, 中國的希望, 所以說實我一年維園也沒有去, 也不會打算去. 下一篇我會討論一下當時學生和中央雙方的矛盾, 跟我對最後當權者決定鎮壓背後原因的一些看法.
當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只有9歲, 記憶中電視上的影像都是很模糊(實際上也很模糊), 但是旁邊的大人, 氣氛基本上是一致的, 哭的哭, 激動的激動, 傳媒更加是一面倒, 有的說天安門上死傷數千, 有人看到解放軍喝醉酒後向民眾亂槍掃射, 而坦克更加開進廣場胡亂壓偏手無寸鐵的學生.
直到我18歲去英國留學時, 每年香港這些論調也沒變過, 到24年後的今天大致上也一樣. 對六四的看法分為兩個勢力, 中共跟學生, 香港則是民主派跟建制派, 民主派每年都希望「搞大佢」, 而建制派則每年「潛水」, 如果簡單地看, 我會說站在民主派一邊的都是傾向追求自由與理想, 站在建制派一邊的都是傾向追求利益與現實, 但在討論兩邊論調前, 我想先說說六四為甚麼帶給香港這樣大的衝擊.
香港的主流都將六四定位為「八九民運」, 一班「追求自由民主的學生, 被獨裁者進行武力鎮壓」, 而真正對香港人真正的影響, 除了對學生的同情, 是看到中共可以如此對待人民, 這種恐懼令到當時很多香港人, 一想到將來回歸後中央權下的自身安全, 就決定在97前就一定要移民外國, 特別是歐美, 大量的香港人最後就在北美如美國, 加拿大落地生根.
在這兩個「相對」的勢力之間, 是我們一班市民, 市民是容易激動及受感染的, 所以當年的遊行超過100萬名香港市民, 如果以當時650萬的人口計算, 每6個市民就有1個到街上支持學生, 可是市民也是善忘的, 盡管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一直有熱心市民參加, 但如今香港人對平反六四之外, 更多是自身的訴求, 如「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」, 「香港普選」, 今年更加有「本土派」不滿愛國主題是出賣港人利益, 而杯葛支聯會, 選擇另起爐灶. 而這種現象在政治圈內更加明顯, 1997年，已故司徒華議員動議「平反六四」, 議員29票贊成、1票反對、4票棄權, 議案獲過半數通過。到今天, 已經變成多數是反對跟棄權.
這種現象關於人性, 以激動而開始的活動, 通常很快消失, 就像以因激情開始的愛情, 必定冷卻得很快. 香港人當年同情學生, 現在香港社會更重視的都是如何買車上樓, 真正在乎民主進程的只有極少數, 而且香港是否需要民主, 也未有共識, 社會上的所謂「民意」和聲音, 都是從幾個單向的源頭發出. 不是說沒有市民悼念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, 六四要平反, 但樓也是要買. 我可以想像當香港經濟更向上, 市民的生活更舒適, 有更大的自主權時, 平反六四就只會更進一步, 成為政治人士為自己增加本錢的工具.
而更進一步討論「平反六四」, 實在不是一個具體訴求, 我很夢幻地想, 假設今天中央領導非常開明: 「好, 我們當年是做錯了, 你們認為我應該如何?」 我想香港人不會這樣天真到認為, 香港的政治家只是想中央認個錯就算了. 政治家的野心是一步步的, 如果中央在官方公開認了錯, 他們進一步就要求中央要被打倒, 沒有當權者會容許這樣的事情. 就是最後中央願意平反, 中國也不會跟隨香港的政治要求去平反, 因為最後, 盡管香港人很不願意, 香港的主權還是在中央手上, 而不是在香港人手上. 中央未準備好, 香港更加未準備好, 所以「平反六四」不可能在短期內就會發生的.
今年4月我重遊舊金山, 我的朋友駕車經過一間很平凡的旅館, 他隨手一指, 說當年民運後, 一班流亡美國的核心民運學生, 就是在這裡聚集的, 然後他輕輕加一句: 現在都散晒, 不知他們到哪裡了. 我靜下一想, 也許在某個層次香港人對六四的執著, 比當時參與的民運人士是很不同. 當年在場的學生, 六四的自身的經歷, 而香港人只是很投入的旁觀者.
我絕對不會說當年共產黨鎮壓學生是對, 但我也不認為當年的學生是必然正確, 他們就是正義的代表, 中國的希望, 所以說實我一年維園也沒有去, 也不會打算去. 下一篇我會討論一下當時學生和中央雙方的矛盾, 跟我對最後當權者決定鎮壓背後原因的一些看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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